今天我们来讲一个盛产打工人的地方，阜阳。
　　阜阳，安徽省下辖的地级市，地处黄淮海平原南端、安徽省西北部。年纪稍长些的安徽人或许听说过，阜阳曾经有个“安徽西伯利亚”的绰号。这个绰号具体从何而来，如今已不可考。不过，阜阳和西伯利亚，倒是的确有某些微妙的相似点。
　　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罗斯，有着残酷的流放制度。从19世纪初到俄国革命，沙皇政权总计将超过100万名囚犯及其家人流放到西伯利亚。但凡是犯了事儿或者沙皇政权认为你犯了事儿，一言不合就会被扔到西伯利亚挖土豆。
　　而古称颍州的阜阳，在咱们国家的历史上，虽然不是犯罪分子的流放地，但是犯了事儿或者皇上认为你犯了事儿的国家公职人员，却有一定几率被下放到这里。比如在宋代，被贬谪至颍州的倒霉蛋中，就有几个初中语文课本上的常客，包括但不限于晏殊、欧阳修、苏轼、曾巩。
　　曾经收留过八分之三唐宋八大家的阜阳，相比苦寒之地西伯利亚，自然条件虽然没有那么严酷，但也真就是好点有限。这倒也符合逻辑，毕竟你都被调离公司核心岗位了，那肯定是往边缘部门扔啊！
　　阜阳虽然地处平原地带，境内都没啥像样的高山，但是却常年遭受自然灾害袭击。从旱灾到涝灾，从大风到暴雪，从蝗虫过境到大水漫灌，各种自然灾害在阜阳变着法地作妖。其中尤以旱灾、涝灾最多，几乎每年都有不同范围、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发生。
　　比如，据旧志记载，从清光绪十九年到二十五年，也就是1893年到1899年，阜阳的状态基本是天一热就大水，天一冷就大旱。1897年这一年，阜阳更是遭遇长达150天的秋旱。而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，阜阳也是重灾区，下辖各县尽遭黄泛。其中太和县的损失最为惨重，全县十分之七被水淹没，40万灾民逃荒他乡。
　　一如土豆之于西伯利亚，红芋，也就是红薯，在阜阳也曾有着特殊地位。抗灾能力极强的红芋是当年阜阳少数几样能旱涝保收的作物，成了当地百姓的“救命粮”。以至于当地曾流传过这样一首民谣：红芋饭，红芋馍，离开了红芋没法儿活。
　　地处安徽西北腹地，区位不突出、交通不发达、资源禀赋弱，人口偏偏又多，于是一个“穷”字很自然地成了外人眼中阜阳最大的标签。
　　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然而如果家乡的山和水没多少能供你吃的，阁下又当如何应对？没关系，俗话又说，树挪死，人挪活。背上行囊，告别贫瘠的家乡，去外面的世界做个打工人吧。改革开放后，大批阜阳人选择前往那些“先富起来”的地方讨生活，成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。
　　上海、浙江、江苏、东南沿海……哪里有活干，哪里有钱赚，阜阳人就去哪里。当地于是又流传起了新的顺口溜：出去1人，致富全家；出去10人，致富全村；出去1村，致富全乡。
　　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阜阳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农民工输出地之一。皖北地区素来都有“三六九，往外走”的习俗，导致那些年的农历正月初三、初六、初九这几天，阜阳火车站必定迎来大客流，铁路部门每年需要增开临客进行应对。阜阳火车站里黑压压的人头和人挤人的绿皮火车车厢，堪称当时的春运名场面。
　　大家若是有兴趣，可以去翻一翻高铁时代到来以前，上海本地媒体每年的春运报道。一篇稿子读下来，要是没有出现过阜阳籍农民工采访对象，算我输。
　　阜阳究竟有多少人在外打工？一个被广泛援引的数字是常年保持在260万人左右，另有一说则是曾经达到300余万人。这里我们不妨做一道简单的加减法：根据阜阳市农业农村局公布的统计数字，阜阳目前户籍人口为1080万，其中农业人口918.3万。而今年4月发布的《阜阳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则显示，截至2022年末，阜阳全市常住人口为814.1万人。
　　如果不是因为家乡穷，没人愿意背井离乡。越是穷，就越是要找出路，就越是要往外走。阜阳下辖的临泉县，就是这样一个缩影。临泉县是全国人口第一大县，也是劳务输出人口最多的县，同时也曾是国家级贫困县。最高峰时，户籍人口229万人的临泉据称有近100万人外出务工。
　　如果说阜阳是安徽的西伯利亚，那么临泉就是阜阳的西伯利亚。如此无限套娃的背后，是临泉惨淡的现实处境：虽然身在安徽，但是却被隔壁河南三面包围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这里都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。
　　要想富，先修路，而临泉穷就穷在路不通上。2019年之前，莫说高铁，这里甚至都不通铁路。与此同时，公路也突出一个拉胯，2014年时全县只有一段不到7公里的国道经过，而且离县城还有40多公里远，算上村道、乡道，公路里程加在一起不到2000公里。
　　2015年，临泉的GDP在安徽省内排名第34，仅为154.4亿元。作为对照，这一年，天猫“双11”活动的成交额是912亿元。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经济的发展、城市化进程的推进，始终离不开农民工群体的默默奉献。他们在城市里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，在最基层、最辛苦的工作岗位上挥洒汗水，时至今日仍是支撑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。在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中，也总能找到阜阳老乡们的身影，他们可能是建筑工地上的工人、可能是市场里的商贩、可能是穿梭在街头的外卖骑手。他们值得被尊重，也值得被感谢。而他们的家乡，也理当变得更好。
　　好消息是，阜阳的确正在变得更好。
　　还是那句老话，要想富，先修路。2019年12月，郑阜高铁和商合杭高铁北段通车，结束了阜阳不通高铁的历史。2020年6月，商合杭铁路全线通车，原本的“西伯利亚”也随之一跃成了长三角和中原城市群的“双桥头堡”，牌面当场拉满。
　　当然，除了牌面，高铁带来的最大实惠无疑是各种要素的集聚。“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”临泉县，就是高铁的直接受益者。郑阜高铁在临泉设站，对于临泉经济的拉动立竿见影。2018年，临泉的GDP还只有211.1亿元。到了2019年，“噌”一下就涨到了369.7亿元。虽然这个成绩当年在安徽省内只排在第17，但是对于临泉，则无疑是个巨大的飞跃。
　　与此同时，和众多长三角城市一样，阜阳这些年也在玩“无中生有”，磁性新材料、铝基新材料、煤基新材料、光电新材料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效应开始不断显现。2020年，阜阳市GDP总量达2805.2亿元，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的GDP增幅在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2位。而今年上半年，阜阳则以1650.8亿元位居安徽第四。
　　2021年，安徽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首次明确提出“阜阳城市圈”——推进合肥都市圈联动阜阳城市圈发展。2022年3月，《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正式印发，进一步明确推进阜阳城市圈建设。2021年4月，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则将阜阳列为区域重点城市，要求进一步促进阜阳的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。面对一系列历史机遇，阜阳的发展未来可期。
　　家乡变好了，在外的打工人们也开始回家了。农民工回乡创业在阜阳正蔚然成风，安徽省农民工研究中心追踪到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19年底，阜阳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大约为2.8万人。今年2月4日，阜阳市举办企业家早餐会，阜阳市委书记、市长邀请5位返乡创业的企业家吃早餐，当时公开的数据显示，阜阳已累计引导6.35万人回乡创业，创办各类经济实体3.78万个。
　　当然，回乡的几万人与外流的几百万人比起来，仍是小数目。不过，趋势已经产生了。具体到个人，这意味着一部分外出人才想回家、能回家，并且安居乐业。阜阳这个曾经的“安徽西伯利亚”，这个曾经的劳务人口输出大市，以往考虑如何“送出门”，如今则要思考如何“接回家”了。
　　文案：于量
　　摄像：黄晓洲
　　视频制作：于量
（文章来源：上观新闻）